出版社，1993年版第12页。
[⑨] 参见江伟主编：《民事诉讼法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第271-278页。
[⑩] 肖建国著：《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》，中国人民法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17页。
[11] 肖建国著：《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19页。
[12] 王强义著：《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第13页。
[13] [日]棚濑孝雄：《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版，第286页。
[14] 肖建国著：《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版第320页。
[15] 参见方流芳：《民事诉讼收费考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1999年第3期。
[16] 王亚新著：《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274页。
[17] 何文燕、廖永安：“我国民事简易诉讼程序之重构”载《中国法学》2002年第1期。
[18] 王亚新著：《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，2001年版第284页。
[19] 我国实行二审终审，按照通常划分，我国通常诉讼程序只包括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，但从分析问题的方便起见，本文将再审程序也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形态来加以分析。
[20] 傅郁林：“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”载《北大法律评论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。
[21] 参见黄双全：“论当事人申请再审法律制度的完善”，李浩“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”，景汉朝“再审程序剖析及其完善”，张卫平：“民事再审制度研究”等，载陈光中主编：《依法治国·司法公正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0年版。
[22] 对此，台湾著名民事诉法学者姚瑞光先生提出了质疑，认为和解能否成立，系于双方当事人让步之程度能否合致。原告在确定自己让步的底线时，必已计算已缴之裁判费在内，不可能企望于和解后尚于声请退还所缴半数之裁判费，因此，欲以此达鼓励原告成立和解之目的，无异望梅止渴。至于被告，非缴纳裁判费之人，被告于和解后，不能获得同类之利益、自不愿作配合让步而成立和解，因此这一规定对被告而言有适得其反的可能。其次，期望这一制度能减轻讼累，疏减讼源也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和解很少在初审可以达成，一般来说，即使是和解结案的案件，也都会经历一审和二审。最后，从实践来看，除了串通成立和解之外，大多都是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成立和解的。参见姚瑞光著：《民事诉讼法论》，大中国图书公司，2000年修正版，第160—161页。